专家称我国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意义重大

　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，改革重招迭出。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》，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"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，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，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"的改革方向，变为国家层面的具体行动。

　　"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、制度性措施之一，中央决定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意义重大。"6月18日，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接受《法制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。

　　因应知识经济时代背景

　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指出，要加快完善完善产权制度和现代市场体系、构建开放性经济体制。

　　付子堂认为，新兴产业特别是电子、互联网、基因技术等，在现代经济体中分量举足轻重。不明晰这些技术的产权，不能对之提供足够保护，创新性行业就会受挫，经济就无法转型，因此，急需一个优良的知识产权环境。知识产权法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，通过裁判案件、制定明确规则，规划知识产权环境的未来。备受关注的加多宝和王老吉之争、腾讯和奇虎之争，都说明这一点。

　　"尽管我国一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出重大努力，但西方国家、特别是发达国家总认为，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高。它们不关注我们的努力过程，只关注结果。设立知识产权法院，可以明确向西方国家表达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，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。"付子堂说。

　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易继明认为，我国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是因应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，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。对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，加大司法保护力度，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新形象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　　整合司法资源统一裁判

　　近年来，我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增长迅猛，但总体呈现分布不均衡、赔偿额度低、审理周期长的特点。

　　易继明认为，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将整合司法资源，缓解知识产权审判压力，起到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作用。与之相适应，应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法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，适应全球科技、经济和法律一体化的国际趋势。

　　"很多知识产权案件，特别是涉及到发明专利和技术秘密的案件，技术性强，争议很大。由于不同地区法官的素质不同、认识不同，导致很多裁判不一，同案不同判，既损害了司法尊严，也为行为主体的预期带来混乱，市场主体无法为彼此间的竞争行为定性。"付子堂表示，设立统一的知识产权法院，把管辖权收到少数甚至一个法院手中，可以保证知识产权案件裁判的统一性，有效规范市场竞争行为。

　　"三合一"审判庭是雏形

　　1993年,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成立我国第一个知识产权法庭。2008年6月，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》明确，要发挥司法保护主导作用，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，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、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，研究适当集中专利等技术性较强案件的审理管辖权问题，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。

　　自那时起，各地法院纷纷试点。目前,已有6个高级法院、74个中级法院和80个基层法院试点知识产权"三合一"审判。

　　"试点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同一法院内设机构分立、审判尺度不一问题。但是，由于审判机构分散，还存在地区性司法冲突或地方保护主义现象。不过，法院内部知识产权审判机制改革试点，为设立专业知识产权法院积累了经验、储备了人才，奠定了‘三合一’大院制基础。"易继明说。

　　付子堂表示，知识产权审判"三合一"改革已经取得相当成果,管辖权相对集中的"三合一"知识产权审判庭,可以说是知识产权法院的雏形。

　　“从国际经验来看，设立知识产权专业法院是一种国际趋势。”易继明介绍说，1961年7月1日，德国联邦政府为了对联邦专利与商标的行政授权提供更加专业、更为高效的司法救济，在德国联邦专利局所在地建立德国联邦专利法院。此后，英国、美国、韩国、日本、中国台湾地区等相继设立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法院。近两年，俄罗斯、欧盟紧跟知识社会步伐，设立知识产权专业法院。这些专业法院，有的审理知识产权行政诉讼案件，如英国、韩国等；有的审理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，即"二合一"模式，如德国、美国、日本、俄罗斯等；有的采取"三合一"模式，审理知识产权民事、刑事、行政案件，如我国台湾地区等。

　　付子堂认为，尽管我国不一定效仿国外这些做法，但它们可以为我国知识产权法院建设提供参考。

　　"从国际发展趋势和我国‘三合一’试点来看，我国应该采取‘三合一’的大院制，强调知识产权法院的专业性，除法律方面的专业性外，还应配备技术审查官或有技术背景的法官。"易继明说。